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1993），教授（1997- ），博士生导师（2001- ），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教育部名刊）主编（1999-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方向和翻译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专家。曾三十余次应邀赴国外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受聘为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和翻译学。主持过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述有《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翻译文化史论》、《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10多篇。
获第三届中国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优秀主编等学术奖励，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9）。现指导英汉语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等方面硕士、博士生和博士后10余人，先后获评北京市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本文作者组织过对13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外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的调研, 调研主要围绕这些国家和地区外语教育的基本情况、语言政策、教育政策、外语教育政策及外语教学展开。基于这一调研本文分析了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强化外语教育, 外语教育发展反过来会促进社会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进程。根据政治、经济、学术以及现实各方面的要求, 重视以英语通用语为主的外语教育, 把外语教育放在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 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适应持续稳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外语教育政策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政策的恰当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下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制定合适的外语教育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方位地权衡利弊。例如, 外语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的需要、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外语教育与其他各课程教育的关系以及外语教育对于拓宽学习者的国际视野、增强其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外语对年青一代民族认同感的影响等等, 都是制定恰当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本国的语言政策包括外语教育政策都非常重视, 由此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 (Crystal 1997;Herreras 2001;UNESCO 2003;Gaffey2005等) , 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借鉴。我国一直没有专门机构从事类似工作, 对于国外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措施缺乏了解, 致使我们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看, 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和政策曾有过几次失误, 而对当前的外语政策和现状, 也有不少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撰文表示忧虑 (参阅胡文仲2001) 。
作为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近年来执行了一项多国外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的调研, 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一调研和比较分析的成果将有助于我国制定出既切合当前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又符合外语教学特点和教育规律的改革方略, 同时也能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提供一定依据。
在历时近4年的调研工作中, 我们考察和比较了有一定代表性的13个国家和地区 (分别是法国、德国、俄罗斯、欧盟、罗马尼亚、希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以色列、墨西哥、巴西, 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国家和非印欧语系语言的国家等) 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外语教育政策以及相关措施、基本数据、现实情况等, 并对其加以比较、分析。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1) 不同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模式及其利弊, 不只是外语教育政策内容的一般性介绍; (2) 考察与分析时特别注意外语教育与该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3) 研究涉及的国家为非英语国家, 重点考察其英语教育, 兼顾其他语种教育, 使考察结果对我国更具借鉴价值。
调研所涉领域的研究主要有5个方面:各国外语教育大环境 (基本情况) 、各国的语言政策、各国的教育政策、各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以及各国的外语教学。具体内容包括:
学生正式学习外语的年龄, 不同阶段 (小学、中学、大学) 外语学习在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教学时数及教学目标;
近十多年,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世界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更密切更广泛地相互交往, 而这一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和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语言, 包括本族语和外国语。因此在全球化时代, 语言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语言和教育所代表的软实力在增长, 重要性日益凸显, 值得密切关注。
人们通过语言进行思维和认知, 交流信息和情感, 传承文化和知识, 因此是重要的交往工具。这是人们最容易认识到的一种语言特性。
人总是生活在某个文化社团中, 操表达某种文化和习俗的语言, 因此最简单有效的表明自己身份和判断他人身份的手段就是语言。无数例证表明, 正是由于这种身份性, 语言成为民族系连和认同的重要标志。同时, 人可以通过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改变或提高自己的身份。
我们知道土地、森林、石油等有形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 但人类社会还有无形的社会资源、精神资源, 它们对于人类社会同样重要, 同样值得开发。语言就是这样的无形资源。因为每种语言背后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思维等社会或精神的资源, 学习和掌握一门语言就能获得一种资源。任何语言都具有自身价值和作用;语言越强势, 使用范围越广, 其资源价值就越大。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实力, 总会想到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物质资源等方面, 但现代社会, 人们认识到还有同样不可不重视的软实力, 那就是语言、文化、教育、信息、关系、价值观等等。较之于农牧时代、工业时代, 在全球化的今天, 软实力的竞争更加重要。从软实力的主要代表看, 语言可以说是软实力的基础, 因为它是其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是文化或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保证。
对于一个社会, 人是最重要的, 一个会思想、会用语言表述思想的人是最重要的。那么培育这样的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高素质的人, 就是教育的神圣职责, 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语言、社会、教育三者紧密相连,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保障。
同时, 从上述语言、社会、教育相互关联的简要解说, 我们也会清楚地看到外语教育对于文明社会中人的真正意义, 那就是, 多了一个交流工具, 多了一种社会身份, 多了一些无形资源, 多了一份生存实力。
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交往中, 外语特别是相当于国际通用语的英语, 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不仅非英语国家更加强调英语, 美国等英语国家也开始重视外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2003年出版了《多语世界中的教育》, 分三部分论述多语言教育的重要性, 特别是多语言的世界对教育体系带来的挑战。书中强调, 在数字化时代, 在全球经济和社会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 语言和教育问题更加突出。如何既保留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用母语进行教育和传播知识, 又能使接受优质教育的人们具备与世界沟通的语言能力, 是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各国如何应对、如何制定外语和外语教育的政策, 往往反映出国家实力、政策、教育理念等的变化。因为,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强化外语教育, 外语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会支持社会经济进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
具体到一个国家, 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科技发展的需要, 做出关于外语在本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比重等问题的规定, 就是为本国制定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
韩国的外语教育始于对中国汉字的借用, 历经照搬日本的日语教育体系、仿效美国的英语教育体系的艰辛路程。直至1955年韩国才开始外语教育的自主发展进程。过去50多年来, 韩国教育试图通过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来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 其教育政策制定的立足点在于为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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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语教育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近50多年中, 韩国外语教育得到国民政府和全体国民的热心支持, 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届政府根据来自各方面的要求, 尤其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术以及现实各方面的要求, 适时调整外语教育政策, 不断进行外语教育改革,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之需。
在21世纪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 韩国为了培养具有多元语言文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更加重视外语教育, 加大对外语教育的投入, 把外语教育放在战略发展的高度, 制定一系列积极的外语教育政策, 推动外语教育迅速有效地开展。因此, 韩国人常把经济视为第一经济, 而把促进经济发展的教育视为第二经济。外语教育则是第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50年经济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既促进了外语教育事业, 也伴随有外语教育的提升 (参阅张贞爱, 王克非2010) 。
日本有悠久的学习外国、学习外语的传统。明治维新之后一百多年里, 日本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发展极快。进入21世纪, 日本政府深感英语教育对于日本全面持续发展和国际化公民培养的重要性, 对英语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2002年4月, 日本全国开始实行新的英语学习指导要领 (相当于我国的英语课程标准) 。同年7月, 文部科学省在“改进英语教学圆桌会议”和“改革英语教育圆桌会议”意见的基础上, 提出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行动计划, 并对该构想的具体目标、实施步骤等作了详细说明。
2003年3月31日, 文部科学省开始正式实施“培养具有英语能力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文部科学省大臣远山敦子亲自撰文论述这一计划的意义和要点。她指出, 世界已进入一个高度全球化大竞争的时代, 从经济或资本投资的角度, 从国际交往的角度, 从知识信息交流和获取的角度, 人们都需要更多地与外部世界沟通;在这样的情形下, 英语这个国际通用语起到了将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作用。英语对于日本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各国沟通、相互理解和信任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日本的现实情况是, 许多日本人由于英语能力的不足, 还不能有效地与外国人交流思想, 表达情感。因此, 文部科学省采取修改文部科学省的指导要领等各种措施以提高日本学生的基本英语交流能力, 并增强教师的英语教学能力等 (见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
这一行动计划有详细的目标描述, 对初中学生、高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一般公民的英语水平都有明确的要求, 对实质性地改善英语教学的能力和设施也有具体的步骤, 是一个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提升日本国民整体英语水平的纲领性文件。
配合“培养具有英语能力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 日本教育当局2003年开始实施“SuperEnglish”英语教学项目, 即不仅把英语作为必修课进行日常教学, 还把英语作为授课语言来进行其他学科的教学, 这种类似于双语教学的模式已于2005年在日本100所中学进行试点。为此日本仅以政府名义聘请的以英语为母语的正规教师每年就达1000名以上, 进行“Teamteaching” (课堂由一位外国人和一位日本人英语教师合作进行教学活动) , 并配套投资1亿8千万日元进行本国英语教师的培训 (参阅王克非2010) 。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日本英语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更高的目标, 以适应日本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进一步走向国际的广泛需要。
近三十年里, 俄罗斯社会大变革。《2010年俄罗斯教育现代化纲要》将教育纳入国家社会经济的互动体系中, 使教育政策的发展变化能够与政治、经济发展相呼应、相协调, 成为服务国家、服务国民的重要措施。这种教育发展观念及相应举措也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的外语政策及外语教育发展, 为其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广阔的背景。
从俄罗斯外语教育简史看, 18世纪前俄国社会比较封闭, 因而几乎没什么人学习外语。此后由于社会发展、生活和交流的需要, 人们开始重视外语学习。18世纪前25年是俄罗斯外语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批新型 (教会) 学校在莫斯科成立, 对外国人子弟和俄国贵族青年开设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课程。19世纪上半叶一系列专门学校和普通教育机构成立, 把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作为必修课程, 英语只在军事学校、公务和商业化学校中开设, 意大利语和丹麦语只针对军事和海军学校的学生开设。随着时代的发展, 近些年俄罗斯外语教育更呈现出一种多元态势, 学校教育不再推行单一的外语制, 虽然英语仍为俄罗斯最主要的外语学习语种, 德语、法语等欧洲语言次之, 汉语、日语等东方语言也开始进入俄罗斯广阔的外语教育市场。
俄罗斯外语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 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决定了俄罗斯的外语教育发展与国家意志紧密相连。苏联一直对教育包括语言教育实施全面的中央集权领导, 曾成功地通过各种手段向其他国家推广俄语, 特别是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中国和朝鲜。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外语教育的规模和语种数量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少量的外语学习也是为了国家的政治需要。但开始逐渐走出高度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外语教育现在也融入了国际社会的大潮, 实施更灵活的外语教育政策 (参阅张朝意2010) 。
法国是欧洲大国, 是欧洲联盟重要成员国, 因此其外语教育与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科技和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法国当局还是法国民众, 对外语和外语教育都有高度的认识和需求。十多年前, 法国参议院文化事务委员会对法国外语教育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后认为: (1)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 外语教育要以面向国际和跨文化的理念为中心; (2) 利用欧洲发展趋势, 提供语言多元选择; (3) 学习外语要从“娃娃”抓起, 同国外建立直接联系, 利用互联网资源并最大限度地聘用外国助教。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认为, 掌握外语已成为进入世界市场的有效工具, 而“只懂一门语言, 就好像一条腿走路”。
法国的经验也表明, 外语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双赢互利的关系。一方面, 世界和国家的发展影响了外语教育。首先,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法国对外联系日益频繁, 外语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提高了, 从不受重视到逐渐“转正”, 成为学校教育的正式科目。第二,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欧盟的外语政策全面渗透着法国外语教育政策的走向。第三, 由于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作用, 英语成为学习人数最多的语种;而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给法国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也促使这些国家的语言在法国“人气旺盛”。
另一方面, 外语教学的发展也对国家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比如, 公众的外语学习需求、语种选择也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英语以近乎百分之百的学习率成为法国第一大外语, 国家必须培养、选拔相应的师资以满足英语学习的需要。汉语则在中国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 前所未有地在法国“火”了起来。
法国的汉语热明显受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中法关系良好, 法国官方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从而重视汉语教学。法国教育部的网站上还介绍学习汉语的种种益处。法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在1993至2003年10年间增幅达172%。法国媒体近年来也越发频繁报道中国的各个方面, 改变了民众的眼光, 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在国际舞台的崛起给了法国人想象未来的空间, 不少法国家庭希望子女兼学汉语以便今后找到好的工作。当然, 中国文化在法国也有长年不衰的感召力。这一切都表明外语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紧密相关 (参阅戴冬梅待出版) 。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其外语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有关外语教育的政策演变的共同特点或启示是:
(1) 外语教育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 它折射出时代的需求、国家的开放程度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也因其消长。
(2) 一个国家的外语普及程度往往反映出公民的国际意识、国家的国际化程度, 预示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 外语教育是现代化教育、世界公民养成的一个重要元素。
(3) 外语的教学、培训、考试关系到全社会公民的个人发展、求职就业, 涉及面广, 关注度高, 是民间和政府都十分重视的社会行为, 也是日益发展的第三产业和市场。
(4) 外语教育不是单纯地培养外国语言文学人才或翻译人才, 应当着力结合专业来培育精通外语的高级专业人才;重视口头和书面交流能力、打造专业的国际型人才是目前各国外语教育的重点。
(5) 外语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外语政策密切相关, 政府高层高屋建瓴的适时引导和支持是外语教育发展的关键性保障;从各国情况看, 提前在小学即开设外语课程、注意多语种人才培养、鼓励国际教育交流等是当前重要的政策导向。
总之, 我们的多国外语教育及其政策的调研已清晰地表明外语教育是如何与社会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互为需求的。因势利导, 根据政治、经济、学术以及现实各方面的要求, 重视以英语通用语为主的外语教育, 把外语教育放在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 着重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国际意识, 培养具有多元语言文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走的道路, 才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才能适应持续稳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